恐惧：从孤军兵临城下开始
年2月，取得安庆战役的关键胜利后，曾国藩以湘军水陆之师沿江东下，目标直指太平天国首都天京，最后的决战一触即发。
当年5月，湘军主力、曾国荃统帅吉字营一万人率先抵达天京近郊。
由长江北岸一路摧城拔寨，仅用三个月时间，连克无为州、巢县、含山、和州，后又与水师联手攻陷芜湖、金柱关及东、西梁山，于5月0日便兵临雨花台，吉字营如此迅猛的行军速度，不经意间给交战双方的主帅都造成了巨大的震动。
早在年11月，湘军第一悍将李续宾率六千人马挺进三河镇，结果因孤军深入惨被合围至全军覆没，三河镇之败也成为湘军成军以来最为惨痛的经历。
有过历史的经验教训，在最后的天京决战来临之前，湘军主帅曾国藩便制定了步步为营、稳中求进的战略部署，并一再叮嘱胞弟曾国荃“不求速效，但求稳慎”。
但一来曾国荃统全胜之师，借新胜之威，多少有些有恃无恐；二来安庆失守之后，太平天国在长江下游也确实无险可守。
九帅又求胜心切，将兄长的忠告抛诸脑后，吉字营的进军速度自然是大大超过预期。
如今曾国荃一马当先兵临天京，而湘军各路增援人马尚在半途，同样是孤军深入，联想起当年三河镇的惨败，湘军主帅曾国藩不免心胆俱寒。
反观太平天国这边，从金田到金陵，从南疆烟瘴丛生的蛮荒之地一路披荆斩棘，打到秦淮河畔的千年帝都，血雨腥风可以说是家常便饭。
而年定都天京以后，太平天国的都城就一直处于清军江南江北两座大营的重兵包夹之中，此时曾国荃孤军来犯也并非什么致命的威胁。
况且吉字营再怎么来势汹汹，毕竟兵力只有一万左右，加上游弋江上的彭玉麟水师十八营九千人，以及傍水筑垒，负责看护粮道的曾贞干十营五千人，来犯的湘军总计也不过两万余人。
而年时，不算周边兵力，仅仅天京的守城部队就接近十万。
吉字营孤军深入，令曾国藩心急如焚，忙上奏朝廷请求支援，言明“此次兵仅万余，屯扎南面一隅，洪逆见惯不惊，似无恇惧之情”，但可笑的是，此时的洪秀全，却比湘军主帅还要惶恐不安。
洪秀全确实是见惯了大风大浪，但“小天堂”这十年纸醉金迷的太平日子，早已将当年乱世之中揭竿而起的英雄气概磨蚀殆尽，此时面对城下孤军，洪秀全已完全乱了方寸。
隐患：君臣之间战略分歧严重
曾国荃5月0日兵临雨花台，6月8日洪秀全便急忙派遣两万太平军出城偷袭，企图趁湘军立足未稳之际予以痛击，结果吉字营防范严密，太平军初战失利退返城中。
主动出击未果，天王更是寝食难安，仅凭城内的力量，看来无法应付迫在眉睫的危机，此时距离天京最近、驻防苏福省的李秀成兵团无疑成为了洪秀全眼中的“救命稻草”。
随后，洪秀全不顾李秀成此时正领兵在上海外围与淮军激战正酣，下旨命其立即率兵回师勤王。
作为当时太平天国军方第一人，忠王李秀成年6月攻克苏州并建立苏福省后，便一直醉心于开辟苏浙后方根据地，对于救援天京内心并不积极。
而且忠王认为湘军气势正盛，不宜立即正面硬碰，应待其久围而生惰，再与之决战，从而一举解围。
因此，李秀成只是从苏州筹集大量军火粮食，并抽调一部分军队由王宗李明成、对王洪春元、辅王杨辅清等率领，支援天京，增强天京的防御能力。
但这种与敌长久相持，拖时间、拼消耗的想法，显然与洪秀全尽快集中兵力，迅速击溃湘军的战略意图存在很大分歧。
面对李秀成的敷衍应付，天王相当不满，甚至于7月中旬时一日三旨，拼命催促忠王亲自率兵团主力回援。
三诏追救京城，何不启队发行？尔意欲何为？尔身受重任，而知朕法否？若不遵诏，国法难容！”
由此可见，是否立即回援已不再简单是君臣之间战略分歧的问题，洪秀全已经开始怀疑拥兵自重的李秀成是否怀有不臣之心了。
如果再继续抗旨不尊，无异于公然与天京分裂，虽有“以江浙为重”的私心，但李秀成毕竟还是对太平天国抱有极大的忠诚，尤其是面对暴怒中的洪秀全，即使再不情愿，也仍然于8月初在苏州召开军事会议，商定了西进天京的具体方案。
天京危局之下，本应精诚团结、共渡难关。但作为战役的决策者与指挥者，洪、李君臣却因为战略思想的分歧，兵马未动便产生了严重的矛盾隔阂。
同时李秀成作为援京的主力，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回师，必然严重影响其积极性，这些不利的因素，都为不久之后即将到来的血战，蒙上了一层巨大的阴影。
致命：难以原谅的雨花台之败
年9月，忠王抽调江浙一带14王0余万人，兵分三路救援天京：辅王杨辅清等率军进攻皖南宁国，护王陈坤书等进攻金柱关，李秀成则亲率主力20余万人进攻雨花台。
在此之前，因在苏常地区与洋人交战，李秀成兵团缴获、购置了大量先进的西式武器，当时部队中洋枪至少有两万杆，还配备了多尊威力惊人的开花大炮。
面对太平军在装备上的巨大优势，连曾国荃也不禁感叹“贼之火器精利于我者百倍之多”。
但尽管在兵力和装备上均处于劣势，吉字营主帅对于即将到来的大战却仍然充满自信，甚至扬言“只要米粮、子药来得充足，虽来援贼二三十万，尽足支持数月之久。”
因此只是加紧挖壕设垒，构筑防御工事，静待李秀成大军来攻。岂料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瘟疫，重创了曾国荃的信心。
从6月份开始，吉字营中兵勇便开始莫名患病，起初曾国荃只当是“久劳”和“酷热蒸灼”所致，但随着时间推移，各兵营中陆续出现大面积感染，染病者已达十之六七，每日更有三四十人病故。
面对胞弟在雨花台的困境，远在安庆的曾国藩也是爱莫能助，只能拼命筹措人马和医药，经水路源源不断运至前线以解燃眉之急。
但到9月中旬开战时，整个吉字营中能执戈上阵的兵勇也仅有五、六千人而已。
李秀成兵团则幸运得多，不仅兵多将广武器精良，而且部队由苏常地区远来，却没有受到这场横行江南的疫病影响。
如此巨大的优势，似乎早早便让雨花台之战失去了悬念，但战争的走向却让人大跌眼镜。
李秀成心系苏沪战局，期望尽快解决战斗，同时又以为湘军势穷力孤，不足为抗，因此，大军甫至天京战场便发起全面攻势，硬拼硬打，急欲正面攻克湘军阵地。
但湘军所擅长的便是“结硬寨，打呆仗”，面对太平军汹涌的攻势，吉字营兵勇依托工事，顽强抵抗，虽然付出了阵亡五、六千人的巨大代价，其间营房墙垣曾数度被对手的开花大炮轰破，甚至主帅曾国荃脸颊亦为流弹所伤血流如注，但最终仍然一次次度过了危机。
最终，雨花台鏖战46日，太平军伤亡近一万人，但始终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此后李秀成又听闻苏州大本营战事吃紧，只得在11月26日匆忙下令撤军。
此次解围战的失利，首先是李秀成战术选择上的失误，如果不是一上来便以人海战术硬拼，而是能集中优势兵力切断湘军粮道，再稳扎稳打，由外围向中心稳步推进，估计战争的结局会有很大的不同。
同时，太平军在兵力及装备均占优势的有利条件下，围攻46日不能取胜，在损失不大的情况下又遽然退兵，充分暴露了太平天国后期，太平军在意志力和战斗力上存在的巨大缺陷。
最重要的是，李秀成心系苏常却被迫而来，从一开始积极性就大打折扣。又没有从根本上重视雨花台之胜负对天京全局的影响，侥幸速胜不成便谔然撤兵，可谓前功尽弃而后患无涯。
昏招：“进北攻南”损兵折将
太平军雨花台解围不成，吉字营不仅劫后余生，而其站稳脚跟之后，更像一枚钉子狠狠插入了天京防御圈之中，成为此后湘军进攻天京的根据地和大本营。
雨花台后不久，太平军另外两路侧翼部队，意图截断雨花台后路的辅王杨辅清在宁国之战中为湘军鲍超部所败，护王陈坤书攻击金柱关也以失利告终。
太平军连连败北，在军心、士气受挫的同时，更只能眼睁睁看着敌人各路援军陆续抵达，渐渐发展壮大。
得知雨花台破围失败，洪秀全勃然大怒，严诏忠王进京，当殿明责，革其王爵位以示惩戒。
但毕竟是大敌当前，忠王仍然是当时唯一值得依靠的军事将领，12月，洪秀全再次命令李秀全率领大军渡江北进，执行“进北攻南”的战略计划。
所谓“进北攻南”，即太平军渡江北征，迫使南岸湘军回救北岸腹地，解除天京之围，进而规复皖省根据地，重占淮南产粮区，及恢复天京上游屏蔽。
洪秀全的战略构想是美好的，但实现起来却困难重重。
此番“围魏救赵”的手段，不过是年攻浙救京和年攻鄂救皖的故伎重施，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战场态势瞬息万变，同样的战术和手段反复使用，出其不意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因为天王执意解救天京，忠王却锐意经略江浙，这样的战略分歧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李秀成虽勉强接受命令，但对“进北攻南”的计划再次采取了消极、拖延之策。先头部队12月出发，而其主力直至次年2月底方才渡江北上。
而湘军这边，老谋深算的曾国藩很快就识破了洪秀全的战略意图，太平军实际上早早便丧失了积极主动的有效战机。
又因为忠王拖延耽误北渡近三个月时间，导致湘军在接下来有充足的时间，迅速从各地调集大批援军，增援皖北，并进行针对性地安排和布置。
不仅如此，李秀成兵团刚刚经历雨花台一系列的恶战，又在天京、苏浙之间反复来回奔波，军队师老兵疲，即得不到充分的休整，也没有任何战前动员和装备，以这样的状态，如何能完成预定的战斗任务？
此后一个月内，湘军在曾国藩的指挥下，迅速变换各战场兵力部署和攻守态势，一方面坚持主力按兵不动，围扎天京城下，一方面调派机动兵力，组织堵截防线，分兵驻守布防，消耗太平军有生力量，致使太平军难以突破曾国藩的防御纵深。
同时针对太平军流动作战机动性强的特点，湘军采取以逸待劳的战术，固守营垒，拒不出战，造成太平军在皖北各地面临“攻又不下，战又不成”的两难局面。
尤为严峻的是，清军在皖北实施“坚壁清野”之法，太平军路无可休之舍，野无可征之粮，十数万大军在千里赤地之上艰苦转战，其间病死、饿死极众，疾疫更形蔓延。湘军又围追堵截，步步紧逼，李秀成兵团逐渐陷于困境。
而此时天京方面战局再次恶化，曾国荃攻破雨花台石城，洪秀全慌乱之中再次下诏命李秀成回京。
从年月底到6月初，耗时弥久、兴师动众的“进北攻南”计划最终无功而返，但就在李秀成率兵反旆的途中，更大的灾难来临了。
存亡：死守天京与让城别走
太平军循仪征、六合南下，计划由江北的江浦、浦口南渡回京，不料行至半途，两浦同时失守，一时之间大军逼困岸边，进退失据、无路可走。
又适逢长江大水，即无栖身之所，又乏渡江之船，最终在湘军的围攻之下“就戮者半，自沉者半”，所部几近全军覆没，只有忠王凭搜罗到的少数船只，率残兵一万五千人侥幸渡江退回天京。
如此一来，“进北攻南”不仅无功而返，还直接导致李秀成兵团元气大伤，而湘军夺取两浦后，更一鼓作气攻陷号称“天京水路锁钥”的江心九洑洲，至此太平天国长江北岸完全为清军夺占。
而雨花台之役和“进北攻南”战略的接连失败，使天京坐困的形势无可挽回地形成。
而作为援京主力的李秀成兵团也在战役过程中精锐损失殆尽，太平军已不具备组织大规模反攻的实力，只能凭借有限的城防工事，进行被动防御。
此后，湘军逐渐肃清外围各防御据点，对天京形成合围之势，到年冬天，天京城仅剩东北的太平、神策二门与外界相通，陷入粮断援绝、危在旦夕的绝境。
与此同时，李秀成在苏州和天京之间来回奔波，却左支右拙，不仅没有解除天京的危险，12月初，大本营苏州也为淮军所破，天京最重要大后方——苏南根据地随即陷入溃决之势。
外无援兵、内乏粮草，而湘军合围之势渐成，再婴城固守无异于死路一条，李秀成于是在年12月下旬，向洪秀全提出放弃天京全军突围，“让城别走”的主张。
不得不说，忠王的“让城别走”，是在综合分析了战场的态势和太平军内外交困的局面后做出的合理而正确的选择。
这种战略转移，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太平天国覆亡的命运，但无疑是当时身处困境中的天京唯一的出路。
但洪秀全对于固守天京之外的任何建议都不予考虑，反而因李秀成的一再上奏甚至以死相谏而大发雷霆，下旨严责的同时，更痛斥其“忠而变奸”
政事不用尔理，尔欲出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尔怕死，便是会死。
到了这一步，君臣矛盾已激化至无法调和，洪秀全依然固执地执行其死守天京的消极防御策略，并不断催促、调动外围太平军赴京勤王。
而李秀成作为天京保卫战的指挥者，只能“灰心而藏京内，又逼气而陪其亡”，悲观失望，对前途已完全丧失信心。
由于洪秀全的刚愎自用以及对形势的盲目自信，4年2月底，湘军攻克钟山之巅石垒天堡城，终于完成了对天京城的全面合围，太平天国的最后一线生机，至此全部断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