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解决中小型公司和单个排放设备所有者缺乏资金和专业知识的问题，欧盟积极推动中介机构参与，促进了财务、咨询等服务业的发展。广泛的参与性增强了碳排放权交易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并催生出碳期货、期权以及掉期交易等衍生产品，有助于形成更合理的碳市场价格，促进整个碳市场的持续繁荣。同时，参与的中介机构能够对未来减排单位提供担保，也满足了碳排放权最终使用者的风险管理需要，增强了投资者交易的信心。
回到现实中看，中国的*治伦理除了向公平、正义、自由、民主、文明等的方向发展，一些更加隐秘与根深蒂固的伦理思维需要改进，比如有些时候还会对公务员有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无私奉献等伦理想象，以及全心全意、公仆这样的姿态极高，却高到绝大多数人都无法做到的伦理要求，这显然是有问题的。公务员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不可能时时刻刻奉献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所以，这就需要改进这样名难符实的伦理，使之正常化、职业化，把官员从表面上的仆人的低姿态拉回正常人的位置，官员也是人，他只是纳税人的雇佣者而已，与公众是一个平等契约关系，从而在法律范畴来进行管理，而非简单的伦理高要求。当然，这背后是一系列复杂*治制度的建设问题。官员管理制度必须充分完善*治伦理更多是指导性的价值观，解决不了具体的问题，这就要求在正确的*治伦理范畴下，需要有技术化的*治制度建立，形成公务员在*治伦理指导下的内律与*治制度约束下的外制的结合。我们一直在说，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深水区则意味着复杂性的增多，各方利益纠葛复杂，所以，任何的改革，都不是宏观理论上那么简单，更不是几个名词或口号就能解决的，设计出有效、高效的制度，才是推动中国*治文明提升最重要的基石。比如说到官员财产申报或公开制度，其为何要公开以及公开的好处，基本上是众所周知了，但如何公开？依据什么样的规范来公开？却悬而未决，也成为当务之急。像陕西省此次开出的拟提拔官员们需申报清单包括：本人婚姻、持有因私出国(境)证件和出国情况；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情况和从业情况。本人及其配偶和共同生活子女所属的财产，具体包括：房产、车辆、银行存款、有价证劵(含股票、期货、基金、债券、投资型保险以及其他金融理财产品等)。这些方面尽管还不是最完善的，但相比于之前的只统计收入等的做法，就是一个技术化提升。但不准官员异地安家的规定，就存在很多亟待技术化的地方了，尽管在*治伦理上这是一个有益的改善，但如果没有技术化的完善，那么很容易实行不了，最简单例子，就是其中规定的配偶随迁，正如当地官员指出的，如果配偶是在民营企业或者外资企业工作，那组织部门怎么帮助解决他们的工作？又或者，一个新提拔任职的县长，其配偶是某个厅局的副厅长或者处长，那又该怎么办？难道要平级随调到当地任职副市长或县委书记？这些问题，都是要一一补上的补丁。制度条文的技术化，就如同立法中对每一条法律条文的推敲，要穷尽一切可能性，要充分地完善，不能东漏西漏就开始施行了，更不能含糊过去留下各种空子。以上这是涉及到具体的申报或公开的内容，还有涉及到如何公开的问题。如果现在要求全国范围内所有官员都财产公开，显然是做不到的，而且很容易可以预测到，即使有了高层的*策出台，层层进行下来也是折扣打了无数次，会受到各种的懈怠和抵制。所以，像这些悬而未决却紧迫要解决的公务员管理机制建设的问题，就需要有极大的智慧来技术化设计。之前采访过的制度反腐专家、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他提出官员财产改革要施行双新*策，让改革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技术化的提议。两新干部即新提拔、新后备干部，他认为，这两类人最有可能成为官员财产改革突破口，然后慢慢地，用这两类人的新增量来改变或改善旧增量，用清水逐步把旧的浊水给排出去。从陕西、广东这些地方的*务改革，我们看到了背后反映出来的价值与问题。总归来说，中国的*治文明的建设，第一要仰赖于*治伦理的改善，尊重公民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国家能力提升和社会进步；第二，还要全力促成公务员管理制度的完善。中国已经经历了百年的历史洗礼，一些价值理念包括*治伦理上的东西，其实早已妇孺皆知，宏大的价值理念现在到了需要一个个落地融入社会制度运转的时刻了，所以要用技术化的办法，把宏大理念瓦解到一条条具体的规章制度中，这样才能保证理念与伦理在现实的土壤中生根发芽，而不再继续飘荡着成为空中楼阁。当然，最最重要的一条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因为改革艰难而停滞甚至放弃改革，虽然触动利益比触动灵*还难，但必须要去触动这块硬骨头，中国的转型才会更加地顺畅而这或许也应该成为*治伦理中间的重要一条。
【鄢烈山·一触即发】明太祖是最要人守法的，反贪赃枉法严厉得很。问题是，那种国家*治制度必然导致“参加*府的一切人的朋友和双亲”都要借权发财，终致大明的“国势如溃瓜，手一触即烂；民心如实炮，捻一点便燃”。这个判断的出处且按下不表，显然它与不丹主动弃位、推行议会民主制的老国王辛格的那名句言“好的制度比好的国王更重要”是相关联的。“制度”与“国王”的关系不丹老国王辛格正当威望如日中天之时，决定在不丹推行宪*。2002年他提议修改宪法，在接受采访时说:“根据血统而不是能力选择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是不明智的，不丹不能拥有一个与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盛行体制不同的*治体制。”对前一点他的一个大臣说得更明白:国王贤明固然是国民之幸，如果遇到一个坏国王呢？其实，君主世袭制也有它的历史合理性，是人类社会在没有民主选举制的条件下，避免血腥的王位争夺战的不最坏的选择。而今选举民主制的*权交接方式被证明更先进，以致成了世界潮流，辛格国王和继位的儿子凯撒尔识时务，为了国家和王室的长治久安，顺势而为，可谓有仁有智。说“好的制度比好的国王更重要”，在当今世界上，虽然还没有成为普遍共识，还有国家理直气壮坚持世袭君主制，还有人一直崇信“铁腕人物”治国效率更高，但它毕竟已成了主流观念，本文不拟论证之。我们来看看“制度”与“国王”（掌权者）的关系。制度与国王的组合无非四种。“好制度”与“好国王”，当然是最理想的。但现代社会所谓的“好制度”必是立宪限制国王权力的制度，所谓“好国王”与专制制度下一言九鼎的国王的作用已不可同日而语，不过是国家的形象与威仪罢了；因此，“好制度”与“坏国王”的组合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之而不畏”，无非让世人觉得这个国王“望之不似人君”，要求王室换马而已。剩下的两种组合就是“坏制度”与“好国王”，“坏制度”与“坏国王”。现代人所谓的“坏制度”当然是专制制度，却不仅指奴隶主专制、君主专制，还有寡头专制、*阀专制、官僚专制等。坏制度之下而有“好国王”，这就是五千年来中国老百姓梦想的仁君、明主，比如电视剧《雍正王朝》里那个为国为民操劳的好皇帝。中国历史是不是有，今天的中国需要不需要编导们向我们推销好皇帝，本文不想浪费篇幅说了。“坏制度”与“坏国王”这里只想讲最坏的一种组合即“坏制度”与“坏国王”，两坏之中谁更坏？本文标题给出的这个判断，是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一书讲的。这个启蒙思想大家在这本书中有许多极精彩的论断。比如，他说“迦太基亡国的原因是:正是应该消除滥用职权的行为的时候，它竟不能容忍甚至是（他们伟大的统帅）汉尼拔这样做”；“在亚细亚的专制制度中，这就是说，在一切并非温和的*府的和谐，却总是有一种真正的纠纷。农民、士兵、商人、官吏、贵族等人所以结合到一起，不外是一些人压迫另一些人没有遇到另一些人的反抗罢了”；“贱民却不断地从激昂狂暴的一个极端（注:即暴民）走向软弱无能的另一个极端（注:即草民）”；还有关于自由，关于人民的名义等。孟德斯鸠写道:“对国家来说，一个国王的暴*的害处比起不关心公共利益对一个共和国的害处还要小些。”施行暴*的国王当然是“坏国王”；而一个不关心公共利益的共和国，它所实行的制度当然是“坏制度”。不过，这里说的“制度”是广义的制度，显非专指君主专制，而包括共和国的权力组织制度和运作机制，举凡公权力不是执*为公，忽视了公共利益而为少数人所用，就是坏制度。孟德斯鸠接着写道:“一个自由的国家的优点是它的收入分配得比较好，但如果分配得较差的时候，则自由的国家的优点是它根本没有宠臣；但是当事情不是如此，不是（只）使国王的朋友和双亲（注:即宠臣）发财，而是使参加*府的一切人的朋友和双亲发财的时候，那么一切便都垮台了”；“这样的违法乱纪比一个国王的违法乱纪要更加危险，因为作为一国公民之首的国王，他们照例是最关心守法这个事情的。”国王要人们守的法，自然是对王室有利的“王法”，而“王法”当然是要保障国王特权的。孟德斯鸠这番话所依据的西方的经验事实我不清楚，但考诸传统中国的历史，不能不承认他概括得有道理。明太祖是最要人守法的，反贪赃枉法严厉得很，他并不认为这与自己搞三宫六院以及将他的皇子皇孙分封到全国各地圈地为王有什么矛盾。如果只是朱元璋及其子孙食用民脂民膏，明朝肯定垮不了。问题是，那种国家*治制度必然导致“参加*府的一切人的朋友和双亲”都要借权发财，这样的违法乱纪终于导致大明的“国势如溃瓜，手一触即烂；民心如实炮，捻一点便燃”。不必讳言，巨额公款消费以及“特殊关系人”借权发财的现象，并非传统中国，更非明朝才有。如果财*开支与财富分配制度不合理，它所造成的后果，将会非常可怕。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期间，特别讲到要让人民的钱用在为人民谋福利上，当然不是无的放矢。其实，关于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邓小平已有论述，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3页，做起来不太容易，但记下来并不难。
45、（枕头派对）交换枕头也许能交换你的孤独，却也治不好你的失眠，我们害怕如梦，因为害怕从梦里醒来的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