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今天，晚晴忠臣曾国藩出生。修齐治平，内圣外王，也许可谓古代官僚士大夫们的“通箴”，但真正像曾国藩这样，在相关各事上都留下系统言说和践行实迹的“全才”并不多有。他的家风家教，更是对后人产生了重大影响。
曾国藩被封侯之后，他的家庭自然就成了“侯门”。“侯门”的生活风习，也是反映主人状况的一个重要侧面。而将其封侯前后的情况联系起来，则能见曾国藩不改传统、秉持勤俭家风的努力追求。
在安庆署衙，曾国藩得以与家人、亲戚一齐相处。在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的府衙旧址上稍加修整而成的这一处所，说不上豪华宏大。曾国藩的小女儿曾纪芬，后来追记了当年其居处概况：
署中内宅口一进，其前即签押房，其后有一院，在左旁复小有隙地。文正公（指曾国藩）稍增葺三楹，以分居二女及婿，复隔别其门，出入异路。文正公每至一处，常喜种竹，故环室有竹。又喜构望楼，以资登眺，因于三楹上加小望楼……凡修葺更造之费皆出自养廉银，不动公帑分文也。与整日里花天酒地的那种达官贵人的眷属相比，这个督署里的眷属们，所过的确实算是比较简朴的生活。曾国藩对其要求颇为严格，而她们自己在平日里也养成了比较简朴的生活习惯。她们的仆人，除欧阳夫人自老家带来的一名月工资八百文的村妪，另外还有适湘潭袁氏的纪静所带的一名小婢。当时女眷们像梳妆之类的生活琐事，都要自理，不能假手婢媪，否则，被曾国藩查知便遭训斥。女眷们的活动圈也只限在署内，赶上街市上搞迎会之类的活动，她们只能从望楼上远眺一下。
曾国藩在力持传统家风、恪行家教并严格要求和反省自己方面的努力，不能说是虚伪的，而且有着多年坚持的一贯性。
说到曾国藩家族的传统家风，可以说是由曾玉屏老人奠定的。对其治家之道，曾国藩提炼、概括为“八字诀”，即“考、宝、早、扫、书、蔬、鱼、猪”，经常性地以之教谕家人（各次所言，八字排列顺序或不尽一样，而以上面所引排列者不在少数），不啻视为传家“锦囊”。
这“八字诀”的大旨是：考，指谨行祖先祭祀；宝，指与亲属邻里搞好关系；早，指早起；扫，指扫除洒洗；书，指读书；蔬，指种菜；鱼，指养鱼；猪，指养猪。
其中除考、宝、书三项外，其余五项都是与农家生活直接相关的，集中概括了农家的一些勤劳事项。
农家最讲究起早，讨厌贪睡；而早起的第一件事往往就是要打扫当院街巷，这既合乎卫生要求，也是积肥的一种途径。种菜、养鱼、养猪，都是解决副食乃至交易换钱的重要事项，自产自食的东西似乎格外甘美可口。曾玉屏老人就尝言：“凡菜茹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
到了曾国藩这里，就更上升到一种特别的意境，那就是自行植养这些生物，能造就一种家庭兴旺的生机。
他曾说：“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蔬，皆不可忽，一则上接祖父相承以来之家风，二则望其外有一种生气，登其庭有一种旺气。”
咸丰八年（年）九月间，曾国藩在江西建昌*营中写家信，还特别询问：“下首台上之线瓜、娈瓜今年有收否？”又嘱咐弟弟“冬塘肥鱼望烘几个寄营”。显然，不是曾国藩真为解口馋，而是培养家门勤风，保持农家本色的一种督教手段。
其实，即使“考”与“宝”二项，也是与农家息息相关的事情。
祭祀祖先，无论穷家还是富室，都是要恪行的神圣之事。宗祠族祭，在乡间更是成规模的群体活动。以孝为本的传统文化精神，即使对乡野的蓬门荜户也是浸润深刻的，何况像曾氏这种人家？和睦邻里，在乡间比城市更为讲究，所谓“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这种朴素的谚语却概括了乡间邻里关系的一个基本法则。
旧时乡间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交往面很窄，而一家一户的生产单位时常遇到自家力不能及的事情。协同互助，靠邻里最为便捷，一旦邻里关系弄僵，过日子就会陷入一种尴尬境地。
曾玉屏那时尽管已是在乡里说话算数的人物，但和睦乡邻也是他所特别注意的。到曾国藩在外做官，写家信也时常问讯和嘱咐睦邻和接济亲友方面的事情。
唯有“书”字一项，说来未必与每家农户都结缘。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农民轻视读书，只是有些人家实在没有条件罢了。事实上，目不识丁的农民对识字的神圣感往往要强于识字者，只要有可能，人们总是要让自家子弟读几天书、识几个字，去领受最基本的文化教育的。
“三代不读书，一屋都是猪”，这种俗谚对农民与其说具有刺激性，不如说更具有信条意义。前边已经述及曾玉屏其人在读书方面早荒晚悔、寄望儿孙，而靠读书成名成功到了曾国藩身上如愿以偿的特定情形，这使得“书”字诀自然更包含进了特别意义。
所谓“耕读之家”，是曾氏给自家当初的恰当定位。到了曾国藩兄弟这辈，虽上升为显宦人家，但是起码在曾国藩的心目中，仍真诚地想要保持耕读之家的本色和传统，其中核心精神，可以说就是持勤俭而戒豪奢，他屡屡以此来训诫家人。
他于同治二年（年）冬间写给国潢弟的信中，责其兄弟在乡“各家规模总嫌过于奢华”，如四抬之轿，“家中坐者太多”，闻纪泽亦坐，“此断不可”，“即弟亦只可偶尔一坐，常坐则不可”；告诫乃弟“于俭字下一番工夫，用一番苦心”，“爱惜物力，不失寒士之家风而已”。
及至贵为侯门，曾国藩的这种警策之心亦不稍怠，在给国潢弟信中曾说，“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子弟力戒傲惰”，“吾则不忘蒋市街卖菜篮情景，弟则不忘竹山坳拖碑车风景”。
蒋市街在离曾国藩老家几十里的地方，当年他曾去那里的集市上卖自家编的菜篮，曾国潢则曾在竹山坳给人以车拖运墓碑，这种营生对于他们兄弟来说或许只是偶尔为之，但成为曾国藩记挂在心用以教谕家人克勤克俭的典型生活素材。其人这样努力教谕家人持勤俭而戒奢华，用意自然是为家族能安妥顺遂、福祚绵长。曾国藩晚年的这一说教或许很能体现他上述教谕的思想基础：
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羞（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神所不许也，能其久乎？
当然，曾国藩纵有此心，侯门优越的地位条件之下，不要说对其整个家族，即使对自己的小家庭，也难以保证克勤克俭，一点不染奢靡之气。及至他去世的前一年，曾给国潢、国荃弟写信这样述说他署中家庭的用度情况：“所用弁仆妪婢等太多，食口众，则用度浩繁。又兼治病医药，百端奢靡，入少出多，江督岁中进款竟不敷一岁之用。曩者尝怪澄弟日用太侈，不能节俭，以致欠债甚巨。今余亦因用度不俭，亦将欠债，深为可讶。”将他的这番话，与前边引及的所谓“凡居官不可有清名”云云联系起来，岂不更有助于体察其“深意”所在？
而无论如何，当年像曾国藩居这样的高官崇爵，尚能有几分对自家倡俭戒奢的真心，也算难能可贵了吧？这在其后人身上发挥的影响效用也是明显的，小女纪芬就不失为一个典型。她自幼恪遵父教，培养勤俭，终生秉持此旨，这位寿过九十的“崇德老人”，留下《廉俭救国说》，其精神之源，便直接溯及乃父的言传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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