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论再生缘》补证
艾俊川
艾俊川，金融时报社编辑。研究方向为版本学、文献学和近代史。内容摘要：《论再生缘》是陈寅恪晚年转向明清文学研究后的力作。陈先生根据间接材料旁征博引，加以合理推测，考出《再生缘》作者陈端生的丈夫为范菼、因大赦归家，进而推断出陈端生的卒年，为陈端生和《再生缘》研究奠定基础。本文根据陈端生父系《陈氏宗谱》、母系《汪氏世谱》等新见史料，钩沉相关人物的碑传文字，对《论再生缘》中的若干议题，如陈端生父母的家世、其母有无去过云南、陈汪两家的世谊、秀水范菼是否为端生之夫、吴门范菼赦归的细节和陈端生去世的时间等进行探讨，或有助于加强陈寅恪先生的一些结论，并为他当年囿于史料限制考而未明的部分研究作出补充论证。
关键词：陈寅恪；《论再生缘》；《再生缘》；陈端生；范菼《陈氏宗谱》；《汪氏世谱》
《论再生缘》是陈寅恪先生晚年转向明清文学研究后的名作。“著书唯剩颂红妆”，这篇长文细致考证《再生缘》作者陈端生的生平和写作过程，分析这部弹词巨制的艺术价值，对作者和作品都给予高度评价。历史考证是《论再生缘》的基础，陈先生运用“以诗证史”等手法，让略显繁琐的考证过程变得趣味横生，对陈端生丈夫姓名和她卒年的推断尤其引人入胜。
对陈端生的婚姻家庭，清人所记只有陈文述一条极为简略的诗序，说她“适范氏。婿诸生，以科场事为人牵累谪戍……婿遇赦归，未至家，而□□（原阙）死”。陈先生的研究，就是把此文的每句话考实。他敏锐地抓住范氏“以科场事为人牵累谪戍”这一线索，考出乾隆四十五年顺天乡试舞弊案中被遣戍伊犁的范菼，极有可能就是陈端生的丈夫；又考出范菼遇赦，当是乾隆五十五年和嘉庆元年两次大赦中的一次。从后来的研究看，有直接材料支持这些观点，但陈先生在撰写《论再生缘》时尚未读到，他根据间接材料旁征博引，加以合理推测，给出了准确答案，考据功夫令人钦佩。
在陈先生提出上述观点后，又有多位学者进行补充证明，使对陈端生身世的研究愈加细密，这一过程历时半个世纪之久。
今天，文献资料之丰富、检索利用之便利，远非70年前所能比较。与陈端生有关的资料也不断出现，如其父系《陈氏宗谱》、母系《汪氏世谱》尚在人间，相关人的碑传诗文也时有发现，为了解她的家世提供了更多资料，也可弥补过去研究条件不足造成的缺憾。本文拟根据新见史料，对《论再生缘》提出的与陈端生有关的问题，作一些补充研究。
一、对陈端生生平考证的学术接力
《论再生缘》作于年，书成后油印行世。年，郭沫若读到此书，连写多篇文章讨论相关问题，形成当年一个学术热点。对陈端生的丈夫，他认可就是范菼，但认为并非“秀水范菼”，而是“会稽范秋塘”。他还认定陈端生就是给范秋塘写《寄外诗》的（陈）云珍。其间，其他学者也加入讨论，如勉仲即*裳根据陈长生《绘声阁续稿》，确定陈端生字春田，卒*庆元年大赦之后；敬堂即卞孝萱提出陈云贞并非陈端生，张德钧搜集了陈端生母系亲属的资料，等等。陈寅恪于年写成《论再生缘校补记》，对这些讨论给予回应，根据新证据加强或修改了自己的一些观点。
半个世纪后，杨镰在《流放的诗人》一文中，通过对王大枢《西征录》的研究，证实“陈端生之夫即范菼一说可以成立；而云贞不是陈端生，范秋塘亦非范菼”。
王大枢是安徽太湖人，乾隆四十三年（）举人，五十三年拣选知县，以事流戍伊犁，嘉庆四年释归。王大枢将他往来伊犁期间的诗文编成《西征录》，卷七为“跫音”，收录伊犁诗友的作品。杨文说：
《西征录》卷七“踅音”录有陈范氏诗，小传则明言“钱塘陈端生。范菼之妻”。所以范菼不是范秋塘……王大枢密友陈中骐《送别范菼》诗，有“武陵公子人中豪，长头大鼻雅而骚”；“我与吴门大范好，伊当少年我未老。冰署花晨叙家世，久知惠远非庸獠”之句。
这一发现证实了“范氏即范菼”的结论，又可知范菼家在“武陵”“吴门”，是苏州人。
杨镰指出，范秋塘并非范菼。史国强《再生缘与范秋塘》一文，则根据另一位伊犁流人张锦《新西厢》的作序人和评定人均署“济南范建杲秋塘”，指出范秋塘即范建杲，济南人，给他写《寄外诗》《寄外书》的云珍并不是陈端生。至此，经过大半个世纪的接力研究，陈端生的丈夫和卒年等问题，终于真相大白。
回过头看，陈寅恪在衰年病目、依靠助手帮助读书且未看到直接材料的情况下，仅根据对清乾隆乡试舞弊案等有限史料的分析，就得出范氏即范菼、陈端生有可能卒*庆元年的论断，其高度的学术判断力堪称典范。
二、陈端生的父族与母族
陈寅恪先生据零散材料，考出陈端生的基本家世情况：祖父陈兆仑，父亲陈玉敦，母亲汪氏，外祖父汪上堉。陈氏家族除了陈兆仑系乾隆朝大臣、有文集和年谱传世、事迹较详外，其余人皆不甚知名，陈先生考证所得也较为有限，对此他不无遗憾，在书中表示，只有找到陈氏、范氏的家谱，方能解决相关问题。
现在可以告慰陈先生的是，陈端生父系、母系的家谱均尚在人间，虽然与她直接相关的记载仍然简略，但也有助于解决部分问题。
台北文海出版社编印的《清代百种稿本汇刊》，内收《陈氏宗谱》一部，正是陈端生父系家谱。此谱抄本，前后字迹不一，内容有详略不同的重复，应是在家族中不断转抄增订的稿本，主体为由余姚云柯眉山迁居杭州的陈兆仑一支的谱系。
迁杭支谱又分两部分，首为《陈氏迁杭宗谱略》，内有陈兆仑及其子孙的简略谱文，记陈玉敦云：
玉敦，幼名问，长名玉敦，字受粢。雍正四年月日生，乾隆庚午同榜举人，内阁中书。娶汪氏，生一子华生，殇；二女，端儿、庆生。妾施氏，生一女，长生。
因知端生之母为汪氏，长生之母为施氏，非如陈先生猜测的那样，二人乃同母所生。
《陈氏迁杭宗谱略》之后为《陈氏迁杭族谱》，续至道光间，谱文详细。对陈端生的父母，族谱载明：
第八世玉敦，幼名问，字受粢，号菊泉。娶汪氏。生一子，芝生。二女，适范、适叶。乾隆庚午科举人，甲戌内阁中书，山东登州府同知，诰授奉*大夫，历任江南江宁、云南各府同知。生于雍正四年丙午三月初十日卯时，逝*庆六年辛酉七月十一日午时，寿七十六岁。妣汪，诰授宜人，生于雍正四年丙午七月初八日巳时，逝于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七月初四日卯时，年四十五岁。侧室施氏，生于雍正十三年乙卯十月初八日寅时，逝*庆十二年丁卯八月二十八日丑时，寿七十三岁。
陈端生丈夫确为范姓，可惜未知其名字出身。陈玉敦的卒年，《论再生缘》本文曾考而未明，《论再生缘校补记》说“范菼赦回时，玉敦已死”，实则卒*庆六年（），在范菼遇赦和端生去世之后。母汪氏，卒于乾隆三十五年七月初四日，与《再生缘》第壹柒卷首所言“庚寅失恃新秋月”正合。玉敦妾施氏未能扶正，陈先生所论甚是。
陈玉敦以举人官内阁中书，外任登州同知，旋丁父忧，复起后任苏州、松江、扬州、江宁等府同知，具见各府志。他最后任职为云南临安府同知，据嘉庆《临安府志》卷十一秩官志，时在乾隆四十九年至五十一年之间。
端生有一弟芝生，幼名顺，字序堂，号小眉，生于乾隆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由监生任广东灵山县林墟司巡检。陈长生《绘声阁初稿》有《与序堂弟泛舟西湖》诗。
由《陈氏宗谱》还可知，端生伯父陈玉万，生于雍正元年，卒于乾隆四十四年。玉万第三子桂生，即后来持陈兆仑《紫竹山房集》求王昶作序者，生于乾隆二十六年。陈先生曾判断端生于乾隆三十三年创作《再生缘》时，桂生年龄不能超过十岁，尤属卓见。
对陈端生的母系，陈先生也有考证，他根据道光十五年修《云南通志》秩官志一条简略的记载，推测汪氏的父亲为汪上堉，恰得其实。后来张德钧作《陈端生的母系对她文学成就的影响》，从清人所撰汪氏祖孙五代人碑传中，辑得若干资料，丰富了对汪氏家族的认识。
汪氏原籍休宁，后迁秀水，是浙江望族，今有汪淮所修《汪氏世谱》存世。将家谱资料与碑传资料结合，有助于平息陈端生研究中的若干争论。
陈端生的外高祖汪森与本生外高祖文桂，与弟文柏并称“汪氏三子”，皆工诗文、喜著述，家有裘杼楼藏书。汪森（—）字晋贤，号碧巢，曾任广西桂林府通判，官至户部郎中，著《粤西诗载》《粤西文载》《粤西丛载》等书，又与朱彝尊合辑《词综》，刊刻行世。外曾祖汪继璟（-），康熙戊子举人，历官御史，巡视台湾，改补吏科给事中。陈端生的外祖父汪上堉，沈大成《学福斋文集》卷十六撰有《奉直大夫云南大理府知府汪君墓志铭》。
汪上堉官终大理知府。他的云南经历，是一个讨论相对集中的问题。因为《再生缘》开头的故事场景设定于云南府，且《再生缘》书中地理错误甚多，独云南不然，而道光《云南通志》说汪上堉官云南府知府，陈寅恪先生因推测端生之母或曾随宦云南，并将当地风土告知端生，写入弹词。实际上，这是一个陈端生母亲汪氏是否去过云南的话题。
陈兆仑在为其母沈氏撰写的行述中，说儿媳汪氏为“原任云南大理府知府起岩公女”。汪上堉的墓志铭说“出守大理府,逾年遂卒”，在云南的经历很短暂。钱载撰汪孟鋗墓志铭，则说“考上堉，历官大理府知府……乙丑大理出守，遣家归”，都只说汪上堉做过大理知府。钱传还特地说明他去云南时未带家眷。因此张德钧认为，《云南通志》记载错误，陈端生的母亲未去过云南，她写《再生缘》时，云南地理知识是从舅父汪孟鋗或其他亲属那里得到的。
陈寅恪则认为，汪氏为汪上堉次女，有可能为侧室所生，清代官员有偕妾赴任的习惯，如此，汪氏仍有可能随父前往云南。
如今资料渐多，可对此公案再作梳理判断。
《汪氏世谱》中前后有三篇汪上堉的传记，说到他的云南经历，均只及大理府，未及云南府。“迁浙支代表二”汪上堉谱文说：
上堉，字绮岩，一字谢谷。秀水籍附贡生。任盛京刑部员外郎，调户部山东司员外郎，升刑部河南司郎中，出知云南大理府事。诰授奉直大夫，晋赠朝议大夫。康熙壬午九月十九日生，乾隆丙寅八月十九日卒，葬海盐屿城山茶花漾。配秀水祝氏上舍大复女，诰封宜人，晋赠恭人。副室赵氏苦节，请旨旌表。皆祔。子孟鋗，次仲鈖，次又辰，次彝铭。女适云南临安府同知钱塘陈玉敦，次适乾隆庚辰举人秀水祝嚞，次适上舍秀水杨锦。
于谱中可见，汪上堉有三女，端生之母居长。陈兆仑《显考皋亭府君行述》谓汪氏为上堉次女，则另有长女夭逝。雍正十年，方楘如撰汪继璟墓志铭，谓上堉有子三人、女一人，此女当即端生之母，此时长姊已亡，二妹未生。
钱载撰汪孟鋗墓志铭，内云“大理惟及为冢子娶妇，其诸子女，皆君于父殁后为弟昏而嫁其妹者也”，则汪上堉去世时，端生之母尚未婚嫁。她生于雍正四年，若父丧服除后出嫁，年在二十三岁以上，时在乾隆十三年以后。
无论《汪氏世谱》还是清人碑传，都没有说汪上堉出任过云南府知府。对他独身赴任问题，除了钱载说的“乙丑大理出守，遣家归”，其孙汪如洋有更详细的追述。如洋《葆冲书屋集》卷二《述祖德》诗序说：
先大父谢谷公，乾隆十年乙丑六月自刑部出守大理，明年丙寅八月卒于官，莅任不一年而善*咸举。于时先大父年力方富，先考兄弟四人皆不听随侍。
汪上堉去大理时，只有四十四岁，年富力强，不需要家人服侍，四个儿子都没带去，从情理上说，更不会让已到婚嫁年龄的女儿单独万里随行。若云侧室赵氏可以随侍，但赵氏子彝铭生于乾隆七年正月，此时实岁才三岁半，甫离怀抱，既然留在家乡，就需要母亲照顾，另外还有两个小女儿也需要母亲照料，因此“遣家归”，应是全家都回到浙江。
汪上堉在大理没有家人跟随，还产生了一个后果。《述祖德》诗序说：
先考兄弟四人皆不听随侍，凡*事梗槪列诸行状以传者，多出于帷幕中二三先生所记述。
因无亲人在侧，汪上堉在大理的事迹，家人难以知晓，只能听二三幕友讲述，如果有侍妾或成年女儿在身边，总会告诉家人一些。从此也能看出，端生之母不在云南。
汪上堉生有五子，成立者四人，即孟鋗、仲鈖、又辰、彝铭。孟鋗与仲鈖同为乾隆庚午（十五年）举人，一时称艳。仲鈖年未三十而卒。孟鋗著有《厚石斋诗》十二卷，仲鈖著有《桐石草堂诗》九卷，皆有刻本行世。馀二弟亦擅诗文，有名于时。
汪孟鋗是桐乡汪氏家族的第一个进士，他的四个儿子中，如藻、如洋、如渊三人皆中进士。孟鋗还有一个特殊身份，即岳父金甡为乾隆七年状元，次子如洋为乾隆四十五年状元，堂姑丈金德瑛为乾隆元年状元，说起来也算空前了。
与陈端生年龄相若的母家表兄弟，汪如藻（-）字彦孙，号鹿园，乾隆乙未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终山东督粮道。乾隆开四库馆，汪如藻进献家藏书，得著录者种，奉旨褒奖。汪如洋（-）字润民，号云壑，出继叔父仲鈖。乾隆庚子恩科会试、殿试均第一，授翰林院修撰，上书房行走，乾隆五十一年任云南学*，回京后仍入直。汪如洋中状元之年，正是范菼因科场弊案被遣戍那一年。
据《陈氏迁杭族谱》，陈兆仑之孙桂生为乾隆己酉科（五十四年，）优贡，考取教习。陈桂生在京任教时，曾持祖父《紫竹山房集》请人校订，并请王昶作序。乾隆五十八年，皇十一子成亲王永瑆在书后题诗：
读句山先生《紫竹山房诗集》，有《粥鼓》一首，序中谓余尝以戒僧目先生，故属赋此题云。盖其时余年十九也。先生以葬亲乞假还浙，事毕复官，不数月而卒于京师，命也。当年侍坐，恃奖爱而进谑辞，光景如昨，孰意廿四年后得斯语于遗文耶？乃用原韵，缀之集末。
间关暮景亦何因，负米深情到累茵。江水不归枫树梦，夜舟终谢木兰身。山藏事业千篇赋，蓬翳风流万古尘。谁谓*鹂啼别后，春风湖上失诗人。
神方纵检驻无因，座对桓荣旧赐茵。骑省刚成除夜咏，中书真有坐龛身。苍华渐渐稀前辈，宏奖殷殷负后尘。倘是知云问遗集，不教埋恨振奇人（集终于《守岁》诗）。
陈兆仑在上书房行走多年，与皇子们感情深挚，集中多有唱和之作。乾隆四十年，永瑆曾作《八怀诗》，所怀第二人即为陈句山。
成亲王题诗时，汪如洋也在上书房行走，遂有和诗：
谨次皇十一子题太仆陈句山先生遗集后原韵
含毫三叹渺何因，仿佛龙楼坐接茵。一日未忘师友分，半生虚现宰官身。定文辛苦秋窗雨，感旧苍茫月榭尘。神理青山如可作，只应合掌向天人。
成亲王与汪如洋相知亦深。唱和次年，如洋即辞世，成亲王裒其遗诗，刊印行世。
当乾隆末年，陈、汪两家仍不绝往来。汪如洋是王昶的学生，而且乾隆五十一年至五十三年任云南学*，正值王昶任云南布*使，二人关系亲近。王昶为《紫竹山房集》作序，或由如洋之介，亦未可知。
陈、汪二氏家族资料，所见大略如此。遗憾的是，记载范菼和陈端生生平的直接资料如吴门范氏族谱尚付阙如，期待未来能有新的发现。
三、戴佩荃卒年续考
陈先生提出的与陈端生家族有关的问题，现已基本解决。不过，《论再生缘》中有一些细节问题，凭借今天更丰富易得的资料，还可略作补释。
陈端生的妹妹长生曾绘《织素图》，友人戴佩荃在图上题诗三首。后来戴佩荃早逝，陈长生挽之以诗，第三首云：
尺幅生绡点染新，十行锦字为传神。而今留得清吟在，说与图中织素人。
陈先生判断，“图中织素人”舍陈端生莫属，此诗是陈端生在世时间的证明。于是，陈先生对戴佩荃的卒年展开考证。
戴佩荃死后，其父戴璐在《湖州诗话》中介绍她的诗，谓“余女佩荃字苹南，幼慧学吟，长工书画。适赵日照。随翁鹿泉先生西江使署，忽画《长亭分别》，神貌如生，并系以诗。未几殁，年仅二十三”。鹿泉是赵佑的号，陈先生据《清国史列传》，考得赵佑在乾隆“五十四年六月充江西乡试正考官，旋授江西学*”，而诸人悼挽戴佩荃的诗句多有“桂花香满月圆初”“秋月满轮人遽去”等意象，遂认为“佩荃随佑赴江西任所，不久逝世”，“是佩荃殁于五十四年秋季也”，并由此判断乾隆五十四年秋冬时陈端生尚在人间。
现在看，陈先生在考证时忽略了一个细节，遂使结果有所差池，也影响到接下来的研究。这就是赵佑担任江西学*的具体时间。
检《清实录》，乾隆五十四年六月己巳，以大理寺卿赵佑为江西乡试正考官。八月己巳，“谕：各省学*现届应行更换之期……江西学*着赵佑去。”
八月己巳是十五日，朝旨传达到省，尚需时日。赵佑是在20天后收到上谕的。他在《万寿恩科江西乡试录序》中写道：“臣于九月六日闱事届竣之先，奉到恩纶，即留江西视学。并蒙谕令：以出闱后接印任事，不必来京请训。”此时离出闱尚需数日，等他接学*印并移居学署，大概已到九月底，秋天就要过去了。
这条时间线说明，戴佩荃不可能在当年秋天住进江西学署并死在那里。赵佑任主考，本是临时出差，没想到朝廷让他留任江西。就主考来说，他不会为这个临时差事带上老妻弱媳往来奔波，而且带了家眷也无从安顿。赵佑做主考，所居在南昌贡院。他在《戊己两科江西闱墨合刊小序》（己酉）中说：
两主豫章闱……住奎宿之堂，苦心兼七十馀日；登龙门之榜，接踵合二百廿人。
按乾隆五十九年徐午等所修《南昌县志》卷之四，“贡院在东湖之东……其制，周围缭以棘垣，前立头门、二门、龙门，中为明远楼，楼北为至公堂，堂间以墙为黉门，门内为至明堂，旧名协一堂，公阅试卷处。后奎宿堂，旧名联璧堂，居两主司。两翼列屋，东十七间，西十八间，居分校同考官……”可见贡院内的房屋主要供考官们阅卷办公之用，难供家眷生活。
戴佩荃和其婆母来到南昌生活，必在赵佑接印学*、移居学署之后。考虑到路途遥远，乾隆五十四年年内她们能否到达，也是未知之数。因此，从“五十四年六月充江西乡试正考官，旋授江西学*”这句简略记载，其实大致可知戴佩荃不会死于当年秋天。
那么她卒于何时呢？实为两年后的乾隆五十六年中秋。
赵佑《清献堂集》是编年的，卷二辛亥年下，有《赋得八月断壶》诗，接下来即为陈先生引用的《伤介妇戴示日照》诗，首联云：
不堪老泪频伤逝，怪见华年又悼亡。
“老泪伤逝”“怪见悼亡”，说的都是眼前之事。这本是戴佩荃卒于乾隆辛亥（五十六年）八月的证明，陈先生却认为是两年后的追忆之辞。然而除了赵佑的诗，佩荃母家也留下相关记录。其父《湖州诗话》引杨知新（拙园）题诗云：“仙游正值月团圞，扶病萱堂泣岁寒。隔岁九泉重见母，*依膝下不愁单。”是佩荃之母沈芬在次年去世。检《新安戴氏支谱》卷二：“（戴璐）配沈氏，生乾隆壬戌十一月初六日午时，卒乾隆壬子六月十五日亥时。”壬子正是辛亥的下一年。戴佩荃卒于五十六年中秋确凿无疑，比陈先生的推定晚了两年。
据《清献堂集》，还可解决《论再生缘》中两个细小问题，一是《清国史列传》记赵佑之子日熙为前任江苏长洲县知县，“日熙”乃“日煦”之误。赵佑有二子成年，长日煦，次日照。赵日熙实为赵佑的堂侄；二是赵日照先娶沈氏，继娶戴氏，陈先生怀疑沈氏乃佩荃之母沈芬的侄女。按《清献堂集》卷九有《缵猷堂稿序》，系为戴佩荃外祖沈作霖而作，内云“君女为匏斋长公菔塘鸿胪淑配，所生女为余介妇，弥相亲近”，可见两位沈氏并无姑侄关系。
现在我们知道，陈端生卒*庆元年之后，从戴佩荃卒年推算出的她在乾隆朝的生存年份，早两年晚两年已无关紧要，但对《论再生缘》来说，这一年份是会影响到研究结论的。因为陈先生根据范菼赦归之年来推断陈端生的逝世之年，可能的年份有两个，即曾分别大赦的乾隆五十五年和嘉庆元年。陈先生更倾向于前者，认为范菼归家之日，应在乾隆五十五年或五十六年的上半年。他反复申说：“若范某援乾隆五十五年清高宗八旬万寿庆典赦归，则端生之寿当为四十岁或四十一岁。鄙意此期限之可能性最大也。”“鄙意端生之逝世，似不应迟至此年（嘉庆元年），而以在此前四五年为最合事理也。”“端生之年寿……总以四十岁或四十一岁为最可能也。”等等，并为此做了很多外围考证工作。
如陈先生以很大篇幅，论证王昶为《紫竹山房诗文集》作序之年。王昶在序文中说，他在十馀年间多次向陈家索阅诗文集而不得，陈先生认为，这说明陈家“必具不得已之苦衷及难言之隐”，“范某之案在当时必甚严重，以致家属亲友皆隐讳不敢言及，若恐为所牵累”。后来陈家请王昶作序，则因范菼遇赦，避讳解除。他又从王昶与陈桂生的行迹考出，嘉庆元年为王昶最有可能作序之年，并称此时“端生已死，范某已归，自不待论”“但范某赦归之年，即端生逝世相近之年，则似距嘉庆元年较前，而与乾隆五十五年甚近”。陈先生立论的基础，乃是陈端生卒于乾隆五十五年或五十六年上半年，故此他一方面提出范菼在嘉庆元年遇赦的可能性，一方面又寻找各种证据来排除这种可能性。
《紫竹山房诗文集》的刻本有诗十二卷、文二十卷，书前王昶序也说“句山先生诗十二卷文二十卷”，而收入《春融堂集》的《紫竹山房诗文集序》作“诗四十四卷、文三十二卷”，卷数变动甚大。陈先生认为，“兰泉当日所见之稿本，其诗文卷数多于刊本，则桂生所删削者，必甚不少。其所删削者，当与端生婿范某之名有关也”。此论似求之过深。按陈兆仑在世时，陈端生尚未出嫁，现在难知陈范两家是否议亲。即使亲事已定，陈兆仑与尚为少年的未来孙婿之间也不会有很多文字来往，何至于有三十四卷诗、十二卷文“与端生婿范某之名有关”而被删除？从上引成亲王题诗看，《紫竹山房诗集》定稿确有删削，如稿本中的《粥鼓》《除夕》两诗，就不见于刊本，但均与范菼无关。《紫竹山房集》的卷数变化，还应另寻原因。
陈先生当时若考出乾隆五十六年年底陈端生仍然在世，也许他的研究思路会有所调整。
四、“秀水范菼”并非陈端生丈夫的新证据
陈先生在《论再生缘》中，用很多笔墨考证了范菼其人。除了推定范某即范菼这一卓见外，他还发现一位与陈家相识的范菼，很有可能是陈端生的丈夫。
曾任工部侍郎的秀水人范灿，被陈端生祖父陈兆仑称为前辈，有公务和文字往来。他的次子范菼是一名贡生。陈先生认为，“陈兆仑与范灿既同朝雅故，复同乡里，门户匹对……复与贡生之资格相符及乡试科场有关，则范菼即陈端生之范某，其可能性甚大。”从一般生活经验看，陈先生的分析确有道理。
不过，要说秀水范菼是陈端生的丈夫，也有若干疑点。根据陆燿撰范灿神道碑，范灿卒于乾隆三十一年，年已八十七岁，范菼兄弟又早于其父去世。这带来好几个问题：陈端生在乾隆三十八年前后出嫁，而范菼早在三十一年之前就已去世，他怎能娶陈端生，并因更晚时的科场案而遣戍伊犁呢？另外陈端生婚后翁姑在堂，与范灿家的情形也完全不同。对此，陈先生也持怀疑态度，说“未见陈范二氏家谱以前，端生夫婿问题实一悬案，不能满意解决也。”
但陈先生还是想解决这一悬案，他提出两个假设，即一，范灿神道碑说范菼早卒，是因为他后来获罪遣戍，家人讳言其事，在请人撰写碑文时将他改为早卒；二，他是次子，可能被过继给别人，故陈端生婚后也会与翁姑一起生活。如果满足这两个假设，秀水范菼仍有可能是陈端生的丈夫。
年，陈寅恪作《论再生缘校补记》，对秀水范菼进行更深入考证。此时他又得见沈树德撰《范太学传略》。这篇传记说，范菼“卒于乾隆乙丑（十年）五月十五日，存年三十五岁，配赵氏。子男三，培、阶、台，培嗣伯氏”。
陈先生看了范菼的传略，觉得“如堕五里雾中，疑窦百端”，与陆燿所撰神道碑对比，《传略》有两处实质不同，一是范菼三子的名字，陆文作“墀、城、塏”，沈文作“培、阶、台”。二是范菼的功名，陆文说是贡生，沈文说是监生。沈树德是范灿的幕僚，与范菼相熟，怎会出现这样的歧异呢？陈先生认为，这是故意作伪的结果：
既欲解脱与科场案之关系，止言菼先灿死，尚嫌不足。故必须别有一人为菼作一详悉之传，以证明其非犯罪之范菼。此沈文中菼之生卒年月及享年之数，自不可信。端生适范氏时，年二十三，菼年当已四十馀矣。故寅恪疑端生为继室。沈文言‘配赵氏’，当为菼之原配。培、阶皆为赵氏所出，台即端生子蓉洲欤。
至此，陈寅恪所疑已非范陈之事，而是陆沈之文。在此基础上，他做了种种推测，把所有矛盾归结为范家伪造文献，对秀水范菼即陈端生之夫，由存疑转为渐信。
然而，今天能看到的范氏家族碑传，尚不止于范灿父子二人。钱载《箨石斋集》卷十二有《赵孺人家传》，传主乃是范菼妻子赵氏：
孺人赵氏，吴江望族。考讳廷相，乡飮宾。母顾氏。明成化辛丑会元赵宽，其七世祖也。孺人年二十二而归同县范菼，工部侍郞讳灿之次子。少司空长子理则蚤世无子，孺人以始生子墀为之子，今之请孺人传刻垂家谱以征其本生母之德于不忘者，卽墀也。墀生甫九岁，孺人称未亡人。少司空以甲辰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外而歴官，两膺廵抚，三十年间孺人之恪勤子妇职也，布素操作，虽无专于家事，而巨细丰约合其宜。旣痛其夫之抱才蚤世，抚其诸孤，敎训成立，奉翁姑之疾病医药丧葬，盖有范氏之家风。持己以严，待人以恕，宗族之不足者赒之，乡*之待举者助之，而视夫之妾王氏体恤尤至。其没也，呼子孙而告之曰：我家以读书登膴仕，若无惭祖德，卽无负国恩矣。是皆墀谨述母氏之行，以愿征诸不忘云。孺人生康熙五十年月日，卒乾隆五十一年月日，享年七十有六。子三，孺人生墀、城，王氏生垲。孙十一。子孙多为国学生、县学生，皆孺人之所教以承少司空之令绪者已。
这篇传记内容详实，与陆燿撰范灿神道碑、沈树德撰范菼传略对读，其称范灿长子名“理”，与神道碑称“仪薰”不同；范菼三子之名，与神道碑相同，与传略不同。其余细节契合，不能说是编造出来的。三篇传记均应为范墀请人撰写，如果有关范菼的内容全是为掩人耳目伪造的，那么他要让健在的生父早死四十年，给生母加上数十年寿数，抹去在堂的继母陈端生，添加一位庶母王氏……为父母作传，本为显扬先德，这样一通操作下来，能达到什么目的？而且这些传记是为修族谱准备的，若伪造，瞒得过外人，又怎能瞒过族人？真需要作伪，还不如将“范菼”之名直接改用字号为好。范氏几篇传记在记录人名时确实混乱，需要探究原因，但整体不会像陈先生推测的那样，全是伪造的。
秀水范菼死后6年，陈端生才诞生，他不可能是端生的丈夫。只是在不长的几十年里，陈兆仑家族竟与两位“范菼”有关系，也确实太凑巧了。
五、范菼东归和陈端生辞世
读过国家图书馆藏抄本《西征录》，未发现有对范菼的详细记录。不过，从陈中骐《送别范菼》诗中，我们还是能更多了解一些他的情况。
诗中说：“武陵公子人中豪，长头大鼻雅而骚。运落风波毛锥在，倚马草檄傲枚皋。”是范菼在伊犁充任文幕。“我与吴门大范好，伊当少年我未老。”是二人年纪相仿，初见时都还年轻。一言“少年”，一言“未老”，陈中骐年似稍长。中骐《寿王白沙先生六十》诗说：“我初到此未四十”，则遇见范菼时，范菼也只有三十多岁。
陈中骐初到伊犁的年份，史无明载。民国《醴陵县志》卷八有陈中骐传，略云：
陈中骐，字逸群，号峻峰……冠年游黉序，文誉洋溢。已由例入监，授佐府，签发江苏。初署丹阳尉……寻升署吴江令，邑被其化。又升署海防同知，以廉明公溥称。李廉访重其才，命暂署按察司司狱事，旋以狱中重犯越逸，褫职发往*効力。留*八载，大将*保宁延主西席，中骐固擅诗赋古文之长，与观察高晴溪辈唱酬广益，时有八才子之目。尝著《竹枝词》数百首、《塞外曲》数十卷。后以将*保宁奏，得释归，携稿至潼关，被胠箧者卷去。以嘉庆二年旋里。
检《清代职官年表》，李庆棻于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任江苏按察使，于四十八年七月十九日去职。继任者李廷扬，于十月五日去职。让陈中骐署按察司司狱的，以李庆棻可能性为大。无论是二李中的哪一位，陈中骐因重囚逃逸而被遣戍伊犁，都是乾隆四十七、四十八年内的事。《送别范菼》诗说：“日月逝矣年五十，不衫不履尚儿戏”，则嘉庆元年遇赦之时，中骐年五十，范菼尚不到五十，其乾隆四十五年被遣戍时，只有三十岁出头，与陈端生年纪相若，二人少年夫妻，宜乎感情深挚。
知道吴门范菼的年龄，对辨明他与秀水范菼并非一人也有帮助。因为后者祖籍吴江，其父范灿死后归葬木渎，也是广义上的苏州人。现在我们知道秀水范菼死时，吴门范菼尚未出生，二人同名、同籍，但不可能是同一个人。
《送别范菼》诗又说：
赤谷城边才逢君，心如浩月气如云。不堪同唱关山调，雪深千尺泪沄沄。沄沄泪落胡为者，欣逢丹诏自天下。林叟园放一枝春，博望星驰千里马。日昨觞飞怀抱开，单骑双僮故人来。七言古歌长吉才，八行错落红玫瑰。
他们得到大赦消息，喜极而泣，此时“雪深千尺”，春天虽至，天气犹寒。再后来即范菼东归道别之时，“单骑双僮”，有仆人随侍，尚未至穷极之境。二人饮酒赋诗，就此分别。
这些诗句证实范菼确因嘉庆元年大赦而东归。那么，他何时回到江南呢？恩赦谕旨颁于正月初一嘉庆帝登基之时，京师和伊犁相距遥远，快马急递也需要20多天，伊犁官府接旨后，先要统计登记各处符合赦免条件的人，再汇集到首府，列出名单奏报朝廷，朝廷批准后，批件递送回伊犁，被赦之人才能启程入关。这一套程序走下来，几个月就过去了，同时遇赦而晚行的陈中骐，第二年才到家。据《西征录》，王大枢遣戍时，于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十八日从安庆出发，十月十一日到达伊犁，走了近七个月；东还时，*庆四年八月二日从伊犁出发，次年四月十一日回到太湖家中，走了八个多月。范菼的家乡远过太湖和安庆，因此，即使他在遇赦当年能赶回家乡，大概也在年底了。
陈长生《绘声阁续稿》有《哭春田大姊》诗二首，其二云：
素食频年礼辟支，玉关人返鬓先丝。
可堪宝镜重圆日，已是瑶钗欲折时。
机畔尚馀新织素，箧中应贮旧吟诗。
河干分袂成千古，泪洒西风酒一卮。
“宝镜重圆，瑶钗欲折”，研究者据此断定陈端生死在丈夫到家之后，而不是像陈文述说的那样，死于到家之前。诗末句云“泪洒西风”，陈长生得到凶讯是在秋天，端生去世的时间更早。赦还手续复杂、伊犁路途遥远，嘉庆元年夏秋之时，范菼回到家乡的难度很大，而且“瑶钗欲折”，也未必就是旬日之间的事，考虑到这些情况，陈端生卒*庆二年（）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综上所述，陈寅恪先生的《论再生缘》，凭借不多的间接材料，运用巧妙推理，考证出陈端生的丈夫为范菼，以及端生卒*庆元年范菼遇赦之后。这一结论得到后来发现的各种直接材料的支持，为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体现了陈先生高超的学术判断力。而根据《陈氏宗谱》、《汪氏世谱》、《赵孺人家传》、《西征录》等新见史料，对《论再生缘》中若干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为陈先生当年囿于史料限制考而未明的部分问题作出补充论证，如陈端生父亲卒于端生身后，其母汪氏未曾随宦云南、陈汪两家直到乾隆末年仍保持密切来往、陈端生之夫是吴门范菼而非秀水范菼、陈端生去世的时间更可能在嘉庆二年等，将有助于加深对《再生缘》和陈端生的了解与研究。
注：本文原载《文献》年第2期，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艾俊川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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